“公生明”石牌坊的历史文化

【摘要】1991年，在*********保护单位——保定直隶总督署大堂前的甬道上，修建了一座四柱三间的“公生明”石牌坊，不久便引起观众的浓厚兴趣，而成为了直隶总督署的标志性建筑。那么，历***的总督衙门里是否有“公生明”石牌坊呢？文章从几个方面论证了保定直隶总督署建“公生明”石牌坊是一种错误的模仿。

在*********保护单位——保定直隶总督署大堂前的甬道上，矗立着一座四柱三间的牌坊，牌坊南面书写“公生明”3个大字（图一），北面写“尔俸尔禄，***，下民易***，上天难欺”16个字。为什么保定直隶总督署有这么一座牌坊呢？原来是在1991年，据《清代直隶总督与总督署》一书所言“一般官府衙门的大堂前均有这一设施”[1]而修建的。该牌坊建好不久，就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，成为直隶总督署的标志性建筑。那么，历***的总督衙门里是否有“公生明”牌坊呢？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。

一、 戒石的源流

衙署里所立的牌坊，其目的是告诫官员，所以也称“戒坊”，或称“天语坊”，是由“戒石”发展演变而来的。据记载，隋朝的何妥在任龙州刺史时，曾写了一篇《刺史箴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，后来将其刻在石头上，立于衙门大门之外[2]，这是官府将戒铭立成碑碣的开始，也是我国历******早的“戒石”。到了唐代，玄宗李隆基为了规诫各州刺史，写了一首《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》的古诗，全文是：

眷言思共理，鉴梦想维良。猗欤此推择，声绩著周行。

贤能即俟进，黎献实伫康。视人当如子，爱人亦如伤。

讲学试通论，阡陌劝耕桑。虚誉不可饰，清知不可忘。

求名迹易见，安贞德自彰。讼狱必有情，教民贵有常。

恤茕且存老，抚弱复绥强。勉哉各祗命，知予眷万方。

这首五言古诗的意思是要求***吏要廉洁奉公，爱护百姓。故有人认为这首诗即是我国衙门“戒石铭”的始作俑者。但是，还有人认为五代时的后蜀孟昶才是“戒石铭”的原创者，因为在后蜀广政四年（941年），他为告诫***员秉公理政，亲笔书写了《令箴》颁布***，其文曰：

朕念赤子，旰食宵衣。言之令长，抚养惠绥。

政存三异，道在七丝。驱鸡为理，留犊为归。

宽猛得所，风俗所移。无令侵削，无使疮痍。

下民易***，上天难欺。赋与是切，军国是资。

朕之赏罚，固不逾时。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

为民父母，莫不仁慈。勉为尔戒，体朕深思。

后来，宋太宗赵光义又将其中的 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***，上天难欺”16个字，御笔颁发给各郡县，刻在石头上，立在官衙厅堂的南面，告诫官员要以民生为重，不要贪腐欺压百姓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御制戒石铭”。

南宋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，宋高宗赵构向***各郡县正式颁布这16个字的“戒石铭”，并将其换成大书法家黄庭坚的书体，规定各郡县将“戒石铭”放在衙署大堂***，让长官们在审案时，目光不离开这16个字。从这时起，“戒石铭”的内容及书法就固定下来。到了元代，大概是因为衙署大堂立块大石头碍事，于是将其移到了大堂之前。明代又在“戒石”上面盖了个亭子，名曰“戒石亭”，并移至大堂前的甬道上。至清康熙皇帝时，又令各州县将“戒石”移至大堂公案之前，正面改刻成“公生明”3字。清中期以后，再将“戒石”改成牌坊，并移至大堂前的甬道上。因牌坊前面有“公生明”3字，所以称之为“公生明牌坊”。有的衙署将“公生明”换成“圣谕”，故又叫“圣谕牌坊”。

二、“戒石”是针对府州县官员的

如果认为“戒石”始于何妥的《刺史箴》，那么当时所警诫的对象应该是何妥自己以及所辖的官员。何妥的官衔是“刺史”（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府），毫无疑问，所针对的***多是与自己平级的“刺史”和下属的***吏，也就是郡、县两级，而不会指向高于“刺史”的***官员。唐玄宗李隆基的《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》诗，则明确了是赐给刺史一级官员的。此后，历经宋元明清，代代相袭，形成了传统。也就是说从“戒石铭”产生那一天起，历经千余年，其所针对的对象均是府州县地方长官。在《中国古代建筑大图典》[3]一书中，有数十幅古代府州县衙署建筑的插图上就有有关“戒石铭”的标记，如南宋景定《建康志·府廨之图》中的大堂前甬道上就标着“戒石铭”3字，明嘉靖《霸州志》中的州衙大堂前的甬道上有“戒石亭”，在清康熙《嘉定县志》的县衙大堂前一个亭子内则明确标出“公生明”3字，而清嘉庆《合肥县志》的县衙大堂前的“戒石”牌坊已成了“圣谕”二字；至清光绪《赣榆县志》的县衙仪门后大堂前就是一座四柱三间的“公生明”牌坊了（图二）。显而易见，从宋朝开始，府、州、县各级衙门内都建有“戒石铭”，“戒石铭”只针对府州县级别的地方长官，千余年来，从未改变。

那么，“戒石”为什么仅对府州县官员？其实是与我国封建社会的吏治息息相关的。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中，有一整套庞大而完备的封建官僚体系，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为防止各级官员因***腐化而使官僚机器运转不灵，都将吏治作为***的一项重要的、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。而吏治的基石在哪里？用清朝雍正皇帝的话来说，“吏治之本在州县”[4]。州县长官虽然品级不高，但所做的工作却十分重要。他们是***基层的官，是与老百姓***贴近的官，是“亲民之官”[5]。凡与老百姓利益攸关的贡赋狱讼等等，都是由州县官员具体办理的。一个好的州县官可以使老百姓获利，而一个坏的州县官则可以使老百姓遭殃。乾隆皇帝一登基便发了一条上谕说：“各省州县，与民***亲，凡大小案件，无不始于州县衙门”[6]，再次强调了州县长官的重要性。所以州县长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的稳固。而郡府的长官又是州县官的上司，凡州县官所承办之事，郡府长官都负有专责，郡府长官应该成为州县长官的表率，才能够“承流于上，宣化于下”[7]。

在一座庞大的官僚机器中，州县长官好像是这座机器中的螺丝钉，如果这一个个不起眼的螺丝钉生锈或松动了，都可以造成整座机器转动不灵，甚至发生巨大的事故。而处于封建社会基层的州县官员，如果依法守法，清明廉洁，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，封建政权的基础才算牢固。相反，如果州县长官都不是亲民之官，而是害民之官，就会迅速激化***矛盾，直接影响到封建政权的巩固，这是历代统治者都不愿看到的。

三、从总督署大堂功能看“牌坊”的有无

自从有了“戒石”以来，其所处的位置就未离开府州县的大堂，即使有所变动，也是以大堂为坐标而移动的，其目的就是让正襟危坐于大堂上的长官时时看到，以便警示他们要秉公***。可是总督衙门大堂的功能却与府州县衙门的大堂不同，因为总督一般并不直接审理各类案件，其 “大堂是总督举行隆重贺典和重大政务活动的地方，如承接谕旨、释发奏折、秋审过堂、皇帝、太后、皇后的生辰吉礼朝贺”[8]等等，就是说总督日常并不在大堂上办公，而是另有其他办公的地方。如果总督署大堂前矗立着“公生明”牌坊的话，就其大堂的功能而言，与修“戒石”的初衷是相悖的。《清代直隶总督与总督署》一书却认为总督署大堂前有座“公生明”牌坊，“总督坐堂理事，即可见此牌坊，以警戒自己谦恭尽职，公正廉明”[9]。这无疑降低了总督的职能，改变了总督大堂的功能，难道让一品大员的总督如同州县长官一样坐堂审案？遗憾的是，清代8座总督衙署均未留下有关总督衙署建筑布局的资料，这就使我们见不到有关“戒石”的直观证据了。但从清同治重修《成都县志》中看到了两幅尤为难得的绘图，一是“将军衙门”，二是“都统衙门”（图三），清代将军、都统与总督级别相当，都是从一品，其图中都没有“公生明”牌坊，这或许可作为总督衙署建筑中没有“公生明”牌坊的一个旁证。2011年7月24日《保定日报》文史版上发表了一幅1902年直隶总督署大门的珍贵照片，从大门向里望去，如果仔细辨认，根本看不到仪门后面有“公生明”牌坊的影子，由此可证直隶总督署内是没有“公生明”牌坊的（图四）。

四、结语

综上所述，就我国目前仅存的几座古代衙署而言，如河南南阳的府衙、山西霍州的州衙、河南内乡的县衙、江西浮梁的县衙等，它们的大堂前都应该有一座“戒石坊”之类的建筑，而保定的直隶总督署内不应当有“公生明”牌坊。当然，不仅仅是直隶总督署内，就是其他7座清代总督署衙门内也不应有“戒石坊”之类的建筑。若总督署衙门里建“公生明”石雕牌坊，则是降低总督的职能，改变总督大堂功能的一种错误的模仿。保定直隶总督署作为我国现存的***省级衙署，保存下来实属不易，对它所有的建筑复原都应进行科学论证，以传播更多真实的历史信息。